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获取私利”，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不正当行为，与中国共产党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截然相反，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承担起反腐败这一职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力量。192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反腐斗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思想。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结合中国实际，并在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反腐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为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认真学习邓小平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深刻领会其科学内涵，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于新时代条件下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廉政思想的形成发展
（一）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中国化的具体实践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影响全国。5月下旬，广安县立中学和县立高等小学堂联合成立学生爱国分会，召开会议通过广安学生爱国简章，15岁的邓小平同志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在家乡四川广安参加了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耳闻目睹的事实使爱国、爱家的种子在他心底生根发芽。16岁的小平远渡重洋，在异国求学的经历，使他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旅法旅苏求学过程中，邓小平参与了少年《赤光》杂志的编写，深入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充分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反腐败思想，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2]列宁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3]结合中国传统的廉政道德思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则覆舟”，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下，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独具小平特色的邓小平党风廉政思想，并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以践行着这一思想。
（二）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党风廉政思想建设
形成阶段（1927年—1933年）：1927年，邓小平和王涤亚、朱逸尘乘坐苏联为冯玉祥部运送子弹的卡车回国，到达西安，被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教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负责做政治工作，兼授政治课，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等[4]。在负责政治教学工作期间，邓小平深入了解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对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随着革命工作的不断深入，1931年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就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贪污腐败，腐化堕落，那么我们政府就将会失去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并坚决处理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正，并在县城开办了60多人参加的培训班，百忙之中，邓小平多次到培训班给大家上课。他既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性质与宗旨、革命的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又反复强调要加强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努力做到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一尘不染、艰苦朴素。与此同时，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机制也得到加强。党性强、作风好的干部被充实到县委监察机构；县、区、乡以及基层单位普遍设立了举报箱；在集镇办起了黑板报，经常登载党员、干部在作风建设方面的正反典型，标志着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
发展阶段（1934年—1977年）：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一直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狠抓反腐倡廉建设，发表多篇文章针对当时的腐败现象，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部分干部出现脱离群众、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不奉公守法，甚至自成一帮，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互相包庇等现象。”并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等文中，详细阐述了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时期，受封建享乐思想、资本主义腐败思想的影响，党内部分干部出现了“慵懒散、欺压群众、争占群众利益”等腐败现象，1950年，邓小平在《克服享乐思想，反对铺张浪费》一文中指出“某单位负责同志在住房问题上不从机关人员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总想自己另外住个小洋房，这是‘第一是我，第二是群众’的脱离群众的思想。”[5]随后，邓小平发表了《克服目前党内的不良倾向》《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执政党的干部问题》等一系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提出了“依法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监督、完善党内制度”等一系列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反腐具体举措。
成熟阶段（1978年—1989年）：1978年底，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以陈云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正式恢复重建。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历史上管党治党经验教训，面对新问题新情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改革开放环境下为什么必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怎样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基本问题，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洁政治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其要点包括：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手都要硬；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不懈地纠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家长制、特殊化、分散主义等各种不正之风。反对腐败是长期的、经常的斗争，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党风廉政建设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做全党的表率；党要领导得好，就要接受监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要靠发展，要靠改革。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明了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廉洁政治建设的基本工作思路。
至此，邓小平党风廉政思想已形成科学完备的思想体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党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胜利。标志着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检验，逐步趋于成熟和完善。
二、邓小平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观点：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执政党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1956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就党的作风建设指出：“不少领导机关和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党绝不姑息这样的人而脱离广大的群众”“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站在历史的转折点，针对全党出现的干部特殊化、奢靡腐败之风，他就及时地提醒全党注意“腐败的苗头”，指出：“ʻ文化大革命ʼ中林彪、ʻ四人帮ʼ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持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6]。1980年11月，陈云在中央纪委座谈会上首次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一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7]从此，这一著名论断上升为全党共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成为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基本观点，其他方面的重要论述都是以这一重要论断作为逻辑起点而作出的系统阐发，从而构成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指导了改革开放42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二）重要方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与开放的双引擎驱动着“中国号”巨轮驶入世界海洋，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从沿海到内陆，从兴办特区到建设自贸区，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新的认识到，在“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的过程中，面对新问题、新诱惑、新思想的冲击，受制于相关法律不完善、相关制度不健全，相关政策有漏洞等因素，腐败奢靡现象逐渐滋长、逐步蔓延。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指出：“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8]1980年，广东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处于高峰时期，被有关方面查缴的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时任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经常跑到汕尾镇“视察”，所谓的“视察”就是把大量缉私物资，像稀缺的电视机、收音机、收录机等据为己有，同时大量索贿受贿。他是县委书记，找大家要钱要东西，被大家戏称为“广播站的器材仓库”。王仲的这种行为当时影响非常恶劣，非常坏，经法院认定，王仲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额达6.9万多元。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不太多，但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所以说必须得严惩，最后判处他死刑。他就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因经济犯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这个案子也被称为“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
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又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情况严重，也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9]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显得更加严峻和紧迫。1985年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持打击经济犯罪活动。”4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党和政府首次集中开展反腐败专项斗争。1986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0]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倡导改革开放的同时，也从宏观上明确了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思想。他曾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根据这个长期性战略思想，党和国家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惩治腐败。1989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
（三）主要举措：反对腐败是长期的经常的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要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他总结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了反腐败是长期的、经常的斗争，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依靠群众的思想，形成了邓小平党风廉政思想与反腐败斗争的主要举措。
一是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大闭幕会上郑重指出：“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年8月23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就优良作风问题指出：“要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11]1979年11月，邓小平说“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1989年3月，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12]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13]
二是坚持完善党风廉政制度。主张通过制度建设来进行反腐斗争是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中最明显的特点。1979年底，邓小平说，“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14]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客人时，在谈到如何解决少数人贪污、腐化等现象的问题时指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科学地揭示了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客观规律。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是防腐、治腐、反腐的利器，1952年4月，新中国公布了第一部反腐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要防止党员严重官僚主义、经济方面违纪违法、违犯外事纪律、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等腐败问题，进一步对当时的法规制度进行了明确分级，分为了三个层次，即：“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第一次使广大人民对制度有了明确的了解和认识。同时，邓小平提出如果不将我们现行制度中的糟粕彻底革除，所有一切所谓的惩治和治理都是在做无用之功，只会让腐败现象找准空子死灰复燃。在总结改革开放初期的腐败问题时，也再一次提醒党中央造就这样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最根本的是因为制度不健全，也只有完善党风廉政制度，才能通过制度来解决腐败问题。
三是坚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人行为准则的指南。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信念所遵循的价值准则来分析问题、评价事物、选择行为。那么理想信念从何而来，最直接最根本的是靠学习和教育。邓小平多次在讲话中强调：“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开展“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15]，因此，加强思想教育、强化思想防范是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精神的固本之举，也是我们党反腐倡廉工作一贯坚持的原则。党风廉政教育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也是一项常做常新的工作，它需要从不同方面、不同人员齐抓共管，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16]。同时，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境界的提高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仅靠某一阶段的教育就终身管用，而要靠不断的理论武装和知识积累来奠定基础，靠不断的社会实践来提升觉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围绕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既立足于当前，更着眼于长远，切实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来实施，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真正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四是坚持加强党的监督管理。监督措施是运行党风廉政制度，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一环。邓小平高瞻远瞩，看到了开展廉政建设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他选择了从“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强化党内监督、开展党外监督”等三个方面作为切入口提升党员干部的防腐能力。在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方面，他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17]邓小平同志一生勤俭节约，从不铺张浪费，衣服破了就缝缝补补继续穿，皮带再旧也不舍得换。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中有件藏品，是1949年中共中央上海分局书记刘晓送给邓小平的一件毛衣，他一直穿了二十多年。在江西劳动时，磨破了袖子，卓琳多次精心织补，他反复的穿，见证了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的表率。在强化党内监督方面，邓小平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具体事件抓起，让广大群众看得见，取信于民，同时起到监督警世作用。他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18]邓小平认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19]在强化党外监督方面，邓小平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20]。党外人士人数多、分布广、信息便捷，涵盖社会各行各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充分发挥、合理运用党外监督可以使党风廉政制度的整个监督机制得到更好的运行。邓小平高度重视党外监督工作，1957年4月，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21]。正是邓小平的重视，党外监督成为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督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我国有效消除腐败现象，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发挥了更大作用。
三、结语
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内容丰富，难以概括穷尽，认真学习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搞好新时代下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腐败，我们党和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腐败，这是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一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的。
历史告诉我们，廉洁是一个政党得以长久存续的重要保障，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铲除腐败这一毒瘤的脚步，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大力倡导公仆意识和勤政廉政。邓小平深刻分析了我国的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的论断，认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反对腐败是长期间的经常地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要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在要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实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为我们当前的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明确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上下听从党的指挥，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党风廉政建设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阳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