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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光明

发表时间: 2016-08-01 来源: 广安市纪委 编辑: 管理员

   王阳明是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的别号,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1529年。享年57岁,并不长寿,但他却处于明代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因为从那时起,历史已不再是几个人主宰的历史,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到由千百万人的行动共同创造的历史,进入到东西方互相碰撞造成的世界史,这样的历史是大历史。置身于这样的历史中,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样的历史有没有规律可循呢?

    从人的改造、从治心入手思考政治和社会改革问题,以今天惯常采用的西洋流行说法而言,这就是从“道德法则”去思考社会政治问题,这是人类现代转化的重要标志,而这恰恰也就是王阳明在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故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王阳明思想的地位,与康德哲学在西洋的地位恰恰是不相伯仲的。

    康德曾说,人类的行动、人类的历史是“合目的的”,尽管我们不能通过经验和知性去证明这个假定。“物质世界是有秩序的”,这同样也是一个不能证明的假定,不过,整个人类科学发展,却都是建立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亦是说,倘若我们放弃了“物质世界是有秩序的”这个假定,放弃了这个前提,一切科学探索都将丧失合法性。同样的,如果放弃人类行动的合目的性,人类历史也就成了疯人院里的故事。因此,王阳明的“天理”和“知行合一”,与康德的“灿烂的星空”与“先验的道德法则”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从人心、从人的改造出发思考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问题,只不过康德生活的时代,已经相当于中国的乾隆时代,即康德的学说和思想能力,比照王阳明而言是后发的。

    从这个角度看去,“去人欲,存天理”的“去”字,其实也就是康德所谓“三大批判”的“批判”,“批判”是两字,“去”是一字,意思相同。不同的只是,康德的“批判”主要是通过纸上推演,而王阳明的“去”则更强调事上磨炼而已。故王阳明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怎么叫做“百死千难”?廷杖四十、万里流放贵州龙场驿,舍生忘死平定朱宸濠叛乱,只手扶起明社稷,这是生活中的“百死千难”;情感和思想在困厄抑郁的剧烈矛盾中不断突进,这是精神上的“百死千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人民服务”,就是把一己之生,看作为千百万人修行,它使政治工作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

    近代以来,人们服膺这样的看法: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故政治家、改革家中有崇高信仰者是不多的,道与术、王道与富强、正义与权力、知与行的冲突,这才是研究政治史的人首先必须面对的课题。而王阳明的政治实践与他的信仰是一体的,即他的政治实践是有信仰基础的,而对于已经沦为“公务员”的现代“从政者”而言,乃至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而言,重新思考王阳明是很有意义的。

    什么是“自由”?现代人已经把“自由”彻底庸俗化了,自由成了“自由放任”。而以“批判”来祛除、摆脱个人经验乃至个人利益束缚,方可达“自由”之境,这就是康德所谓“实践理性批判”的主旨,这是康德对于“自由”的定义。而通过艰难困苦,经历千难万险,事上磨炼,方才能够勘破名利色相,方才能够破除生死的关口,达到舍生忘死、为至公天理而奋斗的人格,这也便是王阳明和康德所说的“自由”境界。而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辛又出发,破除自我功利的束缚、实现“小我”与浩瀚的星空与先验的道德法则的合一,这也就是启蒙,启蒙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如果我们把“天理”理解为宇宙的秩序和人类行动的合目的性,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与康德所说“启蒙”便是一个意思,须知:法只能治人身,而不能治人心,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不是攻人身,而是修人心。而倘若后儒那般将“天理”附会为“三纲五常”,那么这自然就是歪曲了王阳明,而如果像现代中国人一般,把“启蒙”理解为跟着西方庸俗思潮起舞,那就更低估了中国思想的原发创造力,那更是不着边际。

    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绝不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一切人类优秀遗产之间的血肉联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面对着千百万人在彼此冲突的世界舞台上创造的大历史,马克思像一切人类圣贤那样,坚信着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坚信着“我心光明”和人间正道。马克思认为,那些自己投身于历史之中,那些把一人之心修成千万人之心的人,是光明的人。

    实现自我与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合一,这就是知行合一,达到这样境地的人物,便是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体现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圣人”。而这样的政治家,乃是第一流的,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政治家,他们是有信仰的行动者。

    面对这样的大时代、大历史,我们怎样抛弃一己之私,自觉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洪流之中,做一个与千百万人同心同德的“我心光明”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韩毓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