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土清风自有源
——读广安史志随笔

发表时间: 2015-08-05 来源: 广安市纪委 编辑: 管理员

邱秋

(四)

从前述史料所载内容看,古代广安籍的官吏中,有不少人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尽管其所处时代于今已有不同,但是传统道德中的清明为官思想与廉洁自律观念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虽然时代久远,但其事迹读后依然令我们肃然起敬。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人都是封建时代的官吏,他们所维护的制度是封建制度,不值得今天效法。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不否认时代局限会给人带来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开明君主、仁人志士,对一个国家秩序的维护也是有一定的甚至是很严格的道德要求,其标准几乎不会比我们现在差到哪里,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晋书·袁宏传》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为下者必以私路期荣;御全者不以信诚率众,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作为身居高位之人,如果没有一种大公无私的态度去处理事物,其下属必然就会以权谋私。统御全局的人不是以诚信为人表率,负责某方面的人就必然会通过玩弄权术来达到显露自己的目的。正因如此,古人才有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之说。所以,政在去私,私不能去,则公道亡。研究广安本土出生的古代官吏,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十分崇尚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在文化上也可谓饱学之士,有着丰富的学识。比如前面讲到的曹鸿儒,对自然科学非常了解,十分精通,他后来到新疆任职,还写出了一本关于新疆的地理专著,实在令人钦佩不已。这就如当年李世民所说的:为人大须学问。

又如邓时敏,官至大理寺正卿,名垂青史,也非偶然。《广安州志》(清咸丰版)曾收录有一篇墓志铭,其中就谈及邓时敏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情况。邓时敏有弟兄六人,家中对他们要求特别严格,整日让他们在书房学习,未经大人许可,连头也不许伸出窗外。其举止行为要求端庄正派,言语要求谨慎得体,如有丝毫不当,就会被长辈严厉批评,即使有宾客朋友在场,也不迁就。家中长辈常常以中国传统道德要求邓氏弟兄,让他们牢记忠孝,积德行仁,督促其苦学修行,清夜自省。邓时敏一生性直憨,不与流俗伍,终日俨然,未尝戏言苟笑。见者咸敬惮之。与人交,恭而信,淡而久,苟非其义,一介不取,亦一介不与。邓时敏曾经说过:天地之性,人为贵者,以其有此直气也……人生无此直气,则或阿谀模棱,或机械变诈,在乡为乡愿,在国为奸慝,出处无一而可。余一生无他遇人,所自信者,此耳。故其处世宁方勿圆,多与当事忤而卒。不为所挠,历穷通得失,素位而行,其清操百折不能回也。由此可见,这正是邓时敏公正勤廉之基础所在,而这个基础又与他的家庭道德环境密切相关。正因有此体现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良好家庭教育,才为邓时敏的成才和后来的清廉从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历史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有险滩的曲折艰难,也有一泻千里的酣畅淋漓,既有泛起的沉渣污秽,更有美丽的浪花朵朵,奔腾的河流总是不断在荡涤污秽,自我净化。就此意义而言,任何社会、时代也有相似之处,都会有相应的约束规范,这是主要的。所以古人在很多问题上的见解并不比我们今人所看问题浅薄,传统道德的精髓依然是教人学善。正因如此,在封建时代也会有很多的清官,就如我们所熟悉、为人所讴歌的包拯、海瑞一样,前面所谈到的广安籍官吏也均如此。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治理,绝非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出现后才开始的,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这一方面早就有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这些实践和理论已经成为今天我们能够共享、利用、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官吏所处的时代不同就一概拒而不受,不能一味以所谓阶级性、时代性、个人好恶来作出偏颇的褒贬,那样堪称荒谬至极。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将这些财富充分地加以研究,使之成为学习借鉴的资料。这里不妨再摘一段《广安州新志》名宦志中的记载:刘自珍,同治九年春任广安(州府),锐意求治,公正廉明,议移文昌宫于学宫后旧地,勤恤民隐,四境称善。未期年,病瘵卒(于任上)。因贫故,家小难归。其时,州人思之,为之置田数处,眷口寓安居城,岁收租税衣食之。读罢这则故事,心中不禁感慨,作为湖北光化人的刘自珍,可谓真正的两袖清风,为官一任,竟然穷到自己去世后,家人无盘缠回到湖北老家,实在令人唏嘘不已。这样的官员还不清廉吗?其实,已经不需要谁来回答这个问题了,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从他去世后广安人对其家眷的帮助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位清官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知道了广安百姓对这位为百姓做过好事的父母官是何等重情重义。面对这样的清官廉吏和敬佩清官廉吏的人们,我们只有深深的感动。由此可见,古代有无廉洁官员,这已经是不需要再讨论的问题了。  (未完待续)